下班回到家，是一天内惟一可以看看电视的时间，CCTV10的《家庭》栏目又在给我讲述谁多么可怜、需要同情。CCTV12的《道德观察》也不例外。江苏卫视、江苏教育、常州电视台都是民生类节目，谁家打架了、被骗了、车祸了、无家可归了。——天哪！我有几颗同情心够用的？
　　小时候我很有同情心，乞丐上门总是给满满一碗米。当时的乞丐要求不苛刻，给一个馒头、或一把米、或一分钱就会千恩万谢地离开。馒头只有过年才有、钱只有大人才有，于是我就给米。
　　我家平时量米用的是碗，给乞丐也用那个碗。母亲认为我给满满一碗太多了，第一次是耐心教育“这一碗米可以烧成多少饭、可以给你吃多少顿”，后来就换成骂和打了。但即便这样，我也没有改掉这份同情心。
　　其实我母亲也有同情心，只是舍不得给这么多的米。有一回，刚过年没几天，我母亲拿了一个馒头给乞丐后对他说“我好像认识你的”。那人便说“我就是某村的某某某”，然后声泪俱下地痛诉儿子是何等不孝、如何把他赶出家门。他说他在出村的路上走了无数个来回，他实在迈不出乞讨的那一步，但是尊严敌不过饥饿，最终只能伸手来讨。他说得肝肠寸断泣不成声，母亲听完后说“你快点走吧，还可以多走几户人家”。当时，年幼的我没有想明白母亲为什么叫他多走几户，如果换了我应该很同情地说“你真可怜，我再给你一个馒头吧”。
　　看来给别人多少同情心与给他多少施舍并不是一回事。也许我大大方方给一碗米的举动只能说明我还没有懂得“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。
　　我对乞丐的怀疑来自报纸，我在报纸上看到“扬州平山堂乞丐‘打的上下班’不用找零”、“常州火车站乞丐‘下班’后进高档酒吧”这样的文章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乞丐也有假的，我的同情心从此开始大打折扣。看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瘫倒在路边、他身边的碗里有几个零星的硬币，我总是在想，也许他的钱比我还多。我没有能力去核实他是真穷还是装穷、真残还是装残，只好暂时收起同情心。但是在知道对方底细时我还是愿意给予施舍的：有一次一个乞丐向我乞讨，我有些近乎于嘲弄地把啃了一半的面包给他，他居然伸手来接。我连忙把面包收回来，从兜里拿出一块钱给了他。因为我认为他一定还饿着肚子，生活有滋有味的假乞丐不会要我啃过一半的面包。
　　可是我兜里的钱是有限的，需要我同情的乞丐却是无限的，我无法将有限的钱投入到无限的碗里。小时候在乡下难得见到一个乞丐，给他满满一碗米也不算什么。可如今城市里每条街都有乞丐，剔除假的那部分，我仅剩的一点点同情心还是不够分。
　　这个社会本来就有一套救助体系。可惜的是，真正的穷人不愿接受政府的救助、倒是有一些不需要救助的无懒天天在救助站混吃混喝。前者是因为救助站救急不救穷，是体制问题；后者却反应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：社会救助体系由于体制问题成了被人愚弄的对象，同时被愚弄的还有我们纳税人的辛苦钱。穷人的存在原本是一个社会问题，穷人的救助也是社会的责任，可是这个社会却没有任何办法。我们的同情心又怎能救得了这个社会？
　　我救不了，于是我选择逃避、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有一次一个抱着小孩的妇女说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希望我给他孩子买包方便面，我没有理睬；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从路边垃圾箱里拿出别人丢弃的塑料碗，将最后一滴豆腐花倒进嘴里，我依然冷冷地看了一眼继续走自己的路。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变得很可怕，不知道最近这几年是怎样丧失同情心的。
　　回到家，关上门，应该不用去同情人家了吧？NO，打开电视机，立即觉得又被丐帮包围了。电视编辑们总是将谁惨遭不幸、谁无依无靠、谁生活无着、谁艰难度日无限放大。CCTV10是定位在科学与教育的频道，可是我下班到家的时候总是在播放救援谁、拯救谁、可怜谁、同情谁。CCTV12也不例外，再看省级台和市级台也都一样。我一天到晚只有吃晚饭的时间能瞄一眼电视，结果感觉我似乎就生活在丐帮，放眼望去浮尸遍野。电视栏目隔三差五地说“希望有好心的观众与我栏目联系”，我能有几颗同情心？经得起这样子天天轰炸？
　　想想电视台也真无耐，宣传“小康”是个政治任务，但是政府只是要你完成任务，却不给一分钱。这就好像哪个嫖客嫖了“霸王鸡”后非但不给钱，连安全套的钱也要鸡来出。于是电视台必须另外做点有收视率的节目。民生类的节目收视率就是高，编辑们纷纷将目光瞄准了这个方向。于是6点半还在播放一群急须救助的可怜人、7点半却大唱“小康”。最终电视观众明白了：原来我才买安全套的那个“葱头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