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只蚊子从我眼前飞过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拍了过去。结果蚊子以更快的速度从我手边绕走。坐在我旁边的美眉笑了起来。
　　正在我觉得很没面子的时候，又一只蚊子飞过来。这回我可是做好了准备的了。一个降蚊十八掌，那蚊子还没来得及想自己是怎么死的，就已化作一瘫肉泥。
　　MM赶紧看我的手心，急切地问“有血吗？”。我摊开手掌，说：“没有。”MM叹了口气，心里好生失望。
　　我笑道：“如果只给你选择一个的话，你应该打这个没吸过血的。因为它还会再叮你。”MM说：“可那个蚊子把我咬了这么大一个包。”我说：“打蚊子的目的应该是为了防蚊咬，而不是为了报仇了。你这么大一个人跟一个蚊子计较什么呀。”MM说：“我就要跟蚊子计较。”
　　以上对话纯属玩笑。不过，从这对话中可以看出我们平时的心理——两个字：报仇。
　　不是吗？当我们抓住一个小偷时，总是希望警察带走之前先痛打他一顿。这样才解恨啊！——也许有人要说，我痛打他是为了他下次不要偷，我的主要目的还是防止下一次盗窃，而不是报仇。
　　估且这么认为吧，那么“杀人尝命”呢？
　　对一个杀人犯判以死刑，无非有两个作用：一是对其它还没有实施犯罪的人加以震慑、二是为受害者讨还公道。前者是社会学家考虑的内容，而老百姓考虑的则是后者。然而，这个公道讨也好，不讨也好，惨死的人都无法复生。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没有死刑，考虑的正是这个因素。
　　前阵子，我有幸和志愿者反扒大队大队长聊了几句。那一聊，真叫我受益匪浅。他们要抓一个贼，还要让这个贼伏法，可不是看到贼下手就能拿的。贼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之后，要离开受害人一定的距离、离开受害人的视线范围才可以定为盗窃犯。所以，反扒大队要不动声色地让这个贼完成盗窃，并且离开才可以下手去抓。——天哪，幸亏这个事上还有“杀人未遂”这个罪名。要不然，碰到杀人犯，岂不是非要等他得逞后才能抓？
　　当然，这不是我要讨论的话题。但是，如果把这个话题移到教育上来，则完全是有话可说的。
　　有这么一个老师，做过我高中的班主任。他发现学生犯错误后，会不声不响地记录在台历上。等到他觉得这些记录已经有了足够的份量时，他才会把学生叫到跟前。往往，当他翻出这些旧帐时，学生已经忘了自己曾做过这些错事。
　　高中生是有完全的思考能力的人，对于自己犯的错误。要么自己心底里也知道是错的，要么认死理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。对于前者，老师找与不找他一样，他会在内心开展自我批评，老师惟一要做的就是及时提醒、防止再犯。而对于后者，老师要做的就是教会他放弃原来的错误认识，学会对善恶的辨别。——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老师等全部记下来再“秋后算帐”都是不正确的。
　　然而这个老师之所以要这样做，我很理解他，因为他觉得烦：这么点小事找你谈个话，忙都忙不过来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添麻烦，我心里自然窝火，但是这么小的错误又不够格“大批斗”。还不如等你的错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再打你一顿来得痛快。——说白了，这就是报仇的心理。
　　及时帮学生纠正错误、防止重犯，这是老师的工作职责，如果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嫌烦，那就好比一个乞丐不愿意出去乞讨、希望有好心人把饭菜送到他的窝棚一样。他没有反过来想一想：如果学生工作这么好做的话，还要你干什么？
　　我们可以愿谅老百姓抓住小偷以后痛打一顿、也可以愿谅老百姓因为罪大恶极的人被处决而拍手称快。但是不能愿谅一个老师对学生进行体罚，因为普通百姓没必要担起教化罪犯的责任，而老师不一样。
　　几年前，我侄女还小，哥哥嫂嫂上班，侄女由我母亲带。那是一个夏天，侄女身上玩脏了，奶奶就要帮她洗澡。拿了一个大盆子，舀水。侄女抢着舀，站着直直地将水倒入盆中，结果大部分水溅出了盆子，地上、身上、奶奶身上一片湿。奶奶破口就骂。大体内容就是“倒水能这么高倒哪？都溅出来了吧？弄在身上湿不湿？……”这么喋喋不休地骂了好久。我听到后走过去，摆手示意母亲不要骂，轻轻对侄女说了一句话：“你再舀一杯给我看看。”侄女这一次是弯腰轻轻地倒入盆中的——她已经学会了怎样倒水。
　　从不懂到懂，可以有多种教育方法，如果还有别的办法，就不要急着惩罚。我们需要的是“明天会更好”，而不是纠缠过去。——这是从打蚊子中学到的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