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从家里去单位上班要先往西行500米左右，然后右拐弯沿常漕路往北。今天上路后，发现这条平时几乎没车子的路上居然堵起来了。
　　难道前面出车祸了？我想即使是车祸，我这身形矫健的脚踏车从中通过应该没问题，于是我从汽车的缝隙里往前挤了一下。到了前面才发现，前面直挺挺地站着两个大盖帽。不仅脚踏车不能过去，就是行人也不能走。对面，由西向东的路口也堵了，同样站着几个大盖帽。——只有南北方向畅通无阻。
　　就在我停在那儿等的时候，我身边有几个老大妈竖着脖子看着南方。一会儿，一位大妈说：“来了，就是那车子。”这时，几辆车子由南向北飞驰而过，其中有几辆车的顶部装了警报器，只是它们都没有鸣叫。
　　就在那几辆车通过时，我身边的汽车已经发动了引擎。待那几辆车过去后，大盖帽向我们轻轻一挥手，然后转过去P股朝着我们。原本堵住的大量车子和行人便一哄而散。我也开始了向北的行程。
　　十分钟以后，我骑到新312国道时，顺便往两侧看了看。新312国道的堵车大队依然一眼望不到头。也不知几时才能完全恢复通畅。
　　曾经有人在网上质问过这种现像，他说“法制社会人人平等，我国算法制社会吗？”立即有人出来反驳，说法制社会也不是绝对的平等，要么“公平第一、兼顾效率”，要么“效率第一、兼顾公平”。他认为，庶民让道给官老爷先走只是为了效率，与平等无关。
　　粗一看，这种说法挺有道理。但是细想来，这些论点是经不起推敲的。
　　就算官老爷的效率要让千万庶民停下来保障，那么119、120等车也是有道路优先权的。我们一次次看着119、120的车在尖叫声中爬行，却从没见到哪一个大盖帽出来为他们的效率提供保障。若是碰上堵车，它们就只能独自哀号，望路兴叹。
　　“官老爷”办事效率要求高，自然不是我等“庶民”可以相比，把我堵在路边让官老爷先走我本不该有什么意见，因为即使我一天不上班，也不能耽搁官老爷的一秒钟。他们的时间的的确确比我的时间要珍贵得多，只可惜的是，给官老爷让道的本意恰恰不是因为效率，而是因为根深蒂固的“官本位制”。至于“效率”，那只是个巧合，或者说借口。
　　“官本位制”并不一定就是错，但是不敢承认却是彻彻底底的虚伪。当不计其数的农民工讨薪无门的时候，有一位农民工因为当朝宰相亲自过问而拿到了工资。这一件事情被我国的正规新闻媒体以正面的角度报道了，媒体工作者一定想借此歌颂当朝宰相是何等的“爱民如子”。可惜的是，在明白人眼里这则新闻完全起了反作用。
　　我认为，在“法制社会”里，农民工讨薪的案子只应有两个结果：要么证据确凿，农民工胜。要么证据不足，农民工败。但是在“中国特色的法制社会”里却出现了第三种情况——国家领导过问，农民工胜。这样的事件还大张旗鼓地“召告天下”，不正是向天下人宣布“中国特色的法制社会”里权大于法么？
　　新的问题来了：“官本位制”是当朝政府制定的么？不是，是千百年来积累的传统。即使当朝政府想改变，也没那么容易。从这层意义上说，我完全没有理由责问当朝政府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历史上的官本位制是合法的，历朝历代的法律都规定了官老爷比庶民高贵（“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只是留在口头上，森严的等级制却是写进法典的），而当朝政府不一样，他们一边享受着传统赋予的高高在上的权力，一边却打破传统标榜着自己是人民的“公仆”。我真真痛恨的不是他们高高在上，而是他们高高地竖起了一块“贞节牌坊”。
　　摆在当局面前有两条路：一是修改法律以保障他们临驾于百姓头上的威风，可惜他们不敢；一是修改作风以真正做到万事民为先，可惜他们不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