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进入第二天了，我无意中问同事：“你有没有拍到第一线的新闻？”同事说：“没有，我没有记者证。”我说：“那市长就有记者证？”我们主任听到了，说：“你又钻牛角尖了，他有考务证不就行了吗？”
　　我承认我是在钻牛角尖，我的同事进不了高考警戒线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必要为之多虑。一般情况下也没有必要考虑市长怎样进入高考警戒线，但是我偏偏想到了。也许这是我做惯了愤青的缘故吧。
　　我说：“我认为他在搞特殊化。”主任立即给我上政治课：“他又不是看自己的儿子高考。”
　　哦，原来如此，他又不是看自己的儿子高考。这么说来，只要是为国为民，就可以搞特殊化；或者说只要是为国为民，就不算特殊化。你早说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哪一部法律法规中有这么一条，说“领导人为公事可以不受本法规约束”的？宪法？刑法？民法通则？还是交通法？领导们，你们做事情没有必要征求我的意见，但是有没有征求法律法规的意见？
　　我对主任说：“我曾经参加过高考监考。高考考务工作是一件很严格的事情，我是提前一天参加培训拿到了考务证。市长凭什么随随便便就可以拿一张考务证进去溜达？”不知道是由于不屑、还是没空，主任没有继续跟我说这个事。
　　然而，既然说到了这个话题，我便有许多话如骨梗在喉，不吐不快：如今，领导人做事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。
　　比如：煤矿的井下作业因为其工作的特殊性，规定是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才可以下井的。某领导为了表现他爱民如子，戴个安全帽就下去了。法规并没有提到“领导人可以不经过培训而下井”，你下去合法吗？
　　再比如：早在十几年前北京市就规定禁放烟花爆竹，但是国庆节晚上却在天安门广场对着全世界人公然挑战该法规。这样做合法吗？
　　再比如：“1992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”。如果是我写了这样的“诗篇”，我想，换来的应该是牢狱之灾，因为这诗篇违法了宪法。之后的中共十四大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”一样违反了宪法。实践实明，这些都是正确的，然而，正确与合法是两码事。
　　回到市长亲临高考现场这个话题来，市长要去视察，完全有合法的途径：一是市长象征性地参加培训，名正言顺地拿张考务证。二是干脆修改法规，规定市长可以大摇大摆去视察。但是这两个途径都没有实施。作为全市人民的代表，他带头违反了高考管理规定。虽然我是一介平民不能拿他怎样，但是我有权对领导人的这种思维模式表示唾弃。
　　又要被骂作愤青了。我想我是比别人愤一点，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我太认真，而是别人太随便。中华民族的中庸之道不包括纵容违法事件，特别是作为公众人物的领导人。如果你还承认你是人民大众的一员，你就给我安份一点；如果你还认为你是“人民的公仆”，那你就更要小心谨慎一点。法律给了你特殊的权力，但是没有给你超出法律的权力。
　　人治！好啊！哈哈！人治就是比法治好，好在领导干部可以权大于法。